(两只公兔子可以繁殖吗)

作者：千手关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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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网络哲学圈对相关问题多有讨论（包括哲思学意公众号和群），摘旧文三节，以供评阅，欢迎指正。拙文不长，所涉较广。虽非论文，但也规范，维特根斯坦、阿多诺和齐泽克都有相似代表作。

一

没有语言，就没有意识，没有认识吗？不论从人类历史，还是从个人成长看，语言都不是意识和认识的前提。拉康所谓不是我在说，而是“语言在说”，错误——不论是掌握语言，还是被语言掌握，先要有掌握或被掌握的能力。没有记忆、联想和能指等意识因素，只凭语法（句法是语法的一种，和词法构成语法），一个词如何自动地必然指向或引出另一个词？

理解1+1=2，最初必需意识，但有语言吗？若把数字、计算符号，也视为语言，这仍须意识在先，先有理解这个算式的能力。而我碰到一个东西，虽然并不知道碰到了什么，但我知道我碰到东西了，这就有认识了，这需要语言吗？这是身体的感性直观。

身体，是最初的象征性（语言是一种象征性，象征性不一定是语言：我画了一个东西，只有我能看懂，这是象征性的，但不是语言），是元语言——我和他者，以此互相理解，而又有所不可理解。《存在与虚无》和《知觉现象学》，最先在哲学中专门探讨“身体”，并作为自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是他们超越海德格尔、维特根斯坦、拉康之处。

拉康认为，人成为主体，成为一个“正常人”，过程必然是：婴儿渴望像胎儿那样和母亲融为一体的欲望，因父亲的法则（伦理，或者说权力）阻却，而被压抑，最终无法满足，产生了不可消除的“剩余”——小他者(the other，其实就是objective a，翻译为“对象a”)；于是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规则，学会语言，进入象征界(the Symbolic)。

问题是：婴儿首先得分辨谁是母亲，谁是父亲，进而理解那些法则，就像理解语言一样。婴儿如何做到呢？只有通过身体。

身体，有先验性，但和康德的“范畴”、维特根斯坦的“语法”不同（当然，二者的先验属性根本上是不同的，前者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内在普遍性，后者是社会生活的产物，源于“语言游戏”），不是既定的先验属性，而是先验结构：使用范畴或语法时，要清楚地认识到其如何应用，其出现在对象中——比如，我看到杯子，从杯子的轮廓，看出它的量是“一”；从杯子的形态，看出它的质是“杯子”。但是，使用身体时，身体是中介，意识对身体在两方面是无意识的——

（一）我在看书，不需要在脑中出现我在用眼睛看书的情形，也不需要看到我在用眼睛看书，我就能看书；如果我去那样想，那样看，我就不能看书了。何况后者是不可能，所谓“眼睛不能自己看见它自己。”即使别人告诉我，或者录像告诉我，我在用眼睛看书，但那里的“眼睛”，是他人眼中的眼睛，是他们的对象，不是我用来看书时，作为感官的眼睛。我伸手拿杯子也一样，只需看到杯子，就伸手去拿，这种能力婴儿已有。如果要先找到手，然后看着手伸出，经过和杯子间的距离，拿到杯子，这应该是《知觉现象学》中那位被研究最多的病人。

（二）我专心看书，身体其他部位、感觉，似乎都消失了。即使我心不在焉地看书，也不可能时刻感觉到我身体每一个部位，每一个细胞，从而确信它们存在，我拥有它们，否则肯定比脑残还严重。

所以，身体和意识不是认识关系，而是存在关系，不能用认识通达身体。正如我两年前就说过的：“凡是被感知的，都不是我的。”

这种先验结构，是有知觉的肉体。这不能还原为纯粹意识：只有对象，才能被还原，但对象和意识之间有不可消除的距离，对象才得以显现；而且，意识不能任意支配身体，反而总是受身体制约。这也不能还原为纯粹无意识：还原，是人在用意识去还原，对象没有完全脱离意识的影响；而且，这么还原下去，身体的各部位，活体和尸体，甚至人和其他生物，在化学成分或物理形态上，有多少区别？一切都可以还原为同一本质，但这只是抽象上的同一。

这种先验结构，并不决定某种存在者必然成为身体，而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，因实践变成现实性，才形成身体：比如，以日常生活的眼光看，手就是手。可在婴儿看来，手和物品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，于是婴儿时常吃手、玩手；在盲人看来，手能摸懂盲文，替代了他的眼睛；在金庸小说中的欧阳锋看来，手能倒立着走，替代了他的脚；在某些寂寞的人看来，手能满足性欲，替代了他人。这说明什么？生物学意义上的“手”，因为使用，有时是手，有时不是手。这难以接受吗？显得不科学？可生物学早已证明，手不是从来就有的、一成不变的东西，而是灵长类动物进化的产物。这能接受吗？科学吗？

回扣前文。婴儿正是通过身体，发现了和自己有相同结构的存在者，尤其从“脸”，分辨出父母。脸，是身体最特殊的象征性，由此很容易理解一个人，也很容易误解一个人（吴宇森导演的《变脸》表现得很好，齐泽克专门写了影评）。而婴儿的父母，要让婴儿理解语言，接受规则，必须通过婴儿的身体，才能让其理解——比如，父母认可婴儿的表现，就喂婴儿吃东西，或者爱抚婴儿；若父母反对婴儿的表现，就暂时不理婴儿，甚至打婴儿。这也表明，人是从切身的东西，从实践，去了解世界，把自在存在（Self-Being，它包含现象界——就是科学和恩格斯所谓的“自然界”）中的可能性，转变为现实性，出现在他面前；而不是像旧哲学和科学那样，从某种恒常的、抽象的普遍性出发，预设好了一切。

而拉康认为，主体进入语言的象征界后，无法回到胎儿在母体中那种“原乐”（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鼻祖，当然也是这种观点）。可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不在语言的象征界中？原乐和拉康的真实界(the Real)一样，把现象界（对拉康而言，是象征界）的属性，如“乐”，“真”，强加到脱离实践的超验领域，并认定是不可通达的，荒谬。从科学看来，胎儿在母体中也不是什么原乐——胎儿在母体内就能活动，但受到母体空间的限制；如果胎儿没什么不满，为何会踢母体？如果母体出现一些反常的状态，胎儿踢得更猛烈。若是多胞胎，胎儿在母体内的斗争更是激烈：有的胎儿会去推、踢其他胎儿；有的胎儿因其他胎儿占用母体资源，导致营养不足，甚至死亡，如双胞胎输血症候群。

二

石里克曾问维特根斯坦，现象学的陈述，是先天综合判断吗？康德和胡塞尔的回答是肯定的。而维特根斯坦很好地反驳了——

我说，“我没有胃疼”，这意味着我有胃疼的可能性。如果这个命题是先天综合判断，其否命题“我胃疼”，也应该是。而综合判断，之所以有意义，在于命题有对应的事实。

从句式看，“一个点不能是红的，同时又是绿的”，也应该是先天综合判断。其否命题为“一个点可以是红的，同时又是绿的”，但这是先天综合判断吗？这既不是经验事实，也不是心理事实——现实中找不到，意识上也想象不到。

当然，“一个点不能是红的，同时又是绿的”和“方的圆”一样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它们作为命题，在语言上存在，所以有意义。维特根斯坦认为，只要使用，就有意义；但从根本上说，只要有意识，就有意义——意识总是对……的意识，如渔网撒出去，不管捞回什么，对我都是一种收获。即使是一场空，我仍收获了经验。日常生活中，人们时常说某些事，某些东西，是“无意义的”，那只是因为他们不需要，这其实也是一种意义。而“需要”，本是一个理性的产物吗？就像《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》中，至尊宝和菩提老祖的争论：“爱一个人需要吗？”“不需要吗？”“需要吗？”……把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科，如经济学，某些心理学和社会学，却自诩为“科学”，这有多科学？

我早说过，这是语言哲学贡献，有助于破除主客二分的思维：如果世界中除了物质，就是意识，命题“方的圆”，是物质，还是意识？如前所述，现实中找不到，意识上也想象不到，所以都不是。这是“存在”的第三种形态——象征性（符号）。

那样的命题之所以不可能，如维特根斯坦所言，不是事实不可能，而是逻辑不可能。这里的逻辑，就是语法。

维特根斯坦关于河床的比喻，应该这么理解：河流（社会生活）形成了河床（语法），而河床形成后，又制约着河流。

问题是：维特根斯坦把“可能性”，词语的“意义”，都当成了语法的规定。他认为，即使一个人从不离开他的房间，他也知道他可以离开，只要他理解“空间”这个词的语法（意义）中蕴含着“延伸”这种规定。

我要问——

（一）“存在”这个词的可能性，语法是如何规定的？而这种规定，本身不是一种“存在”吗？正所谓“存在先于本质”，不可能先有一种非存在的规定性，才有存在——即不可能从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中，一个纯粹虚无中，产生一个存在的东西。

请看这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中使用的图：

你看到了什么？有人看到了一个少女，有人看到了一个老妇，但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一个少女和一个老妇。（其实还可以看出一只黑色羽毛的鸟。）这里的可能性，是什么语法决定的？按某些心理学的说法，年轻人容易看到少女，老人容易看到老妇，如果把语法扩大解释为社会生活，这似乎勉强可以解释。

可是，维特根斯坦自己用过的这个图，如何解释？

这是怎样的社会生活，决定了有人看到兔子，有人看到鸭子，没有人能同时看到鸭子和兔子？是因为有人喜欢兔子，或者讨厌兔子，才看到兔子？

再看这个图，和之前两幅稍有不同：

为何正着看，都觉得是美女；倒过来，都觉得变丑了？这又是什么语法，规定了其可能性？（这说明：可能性是身体的可能性。并不是这个图本来有什么问题，如眼睛、嘴唇和脸不协调，就像前两幅图一样，这都是我们身体综合产生的意义，认为这是一张人脸，认为对象应该怎样。）

（二）若一个词的可能性、意义，由语法规定，那么：

1.若违反语法，就没有应有的可能性、意义？

2.若遵守语法，就有应有的可能性、意义？

分析如下：

1.做爱时，被干的人叫着“不要！”意思其实是“我要！”，正如日AV中的“雅蠛蝶”。一个否定词，在语法上居然有肯定的含义？

鲁迅说：“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。”从语法看，这是病句：他说这话，不是批判自己，所以并非自指。但他不是中国人吗？若在“中国人”前加上限定词，就可以消除语病。但是，加什么好呢？加上“除我之外的”，给人什么感觉？就你鲁迅是好人？那么加上“某些”？这批判力明显不够，读者会以为，批判的只是少数人，而自己不是那些人。原文虽是病句，也没有指出准确的对象是谁，有多少人，却是最恰当的表达。只要读者通读全文，就能理解这句话的所指。修辞上的夸张、借喻，表现手法上的谐音、藏头句，大多如此。

如果不看语境，语言交流中的省略，很难说是符合语法的，但在语境中仍然是可理解的：

(1)我跟一个老板说：“韭菜虾仁。”虽然省略了主语和谓语，他也知道我要吃韭菜虾仁馅的饺子，并且里边不仅是韭菜和虾仁；也不会炒个韭菜虾仁盖饭给我，因为店里从不卖。我跟你说：“早！”主、谓、宾都省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跟你打招呼，说早上好吗？又比如，我在垃圾桶里看到一个你家的花瓶，于是我捡回家。你我的行为，想对谁表达什么意图吗？这里没有民法上的“意思表示”，这叫“意思实现”——你我不但没有言词交流，连眉目传情都没有，却能从客观事实，理解对方的行为。即使你只是暂时把花瓶放在那，或者不小心掉在那，只要有那样的客观事实，我捡花瓶的行为在法律上仍是合法的，因为动产明显地处于垃圾中，应当认为你已经抛弃了花瓶的所有权。不过，如果花瓶中有隐藏的东西，比如一颗钻石，不应认为你也已经抛弃了其所有权。

(2) 这怎么有段空白？漏写了一句话？这句话可能是什么？空白之前的句子意思完整，也已结束，空白处没有文字，当然也没有语法。为何你会有疑问，会找下一句来看？因为空白处有可能性，而且对你已经产生了意义：你的疑问，你去找下一句看。

2.我用smart这个词赞美某人，为何某人会觉得我是骂他“杀马特”？我用回复某人“呵呵”，表示开心一笑，为何某人还是觉得我是在骂他？语法上我用错了吗？讽刺，没有语法上的逻辑错误，却被理解为和词义相反的意思。“他提供要人相信的东西为的是不被人相信，他的肯定是为了否定而他的否定则是为了肯定，他确立了一个肯定的对象但是这对象只不过是它的虚无。”([法]萨特：《存在与虚无》，陈宣良等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，第78页。)

我说“冷”，你也说“冷”，字面一致，语法一致，但我们的理解一致吗？我觉得应该穿羽绒服了，于是也给你穿上，可你其实只想加一条秋裤。

再看《知觉现象学》中的一些病例：

(1)病人不能理解这样的类比：“眼睛之于光线，如同耳朵之于声音。”除非在他进行概念分析后，发现眼睛和耳朵都是感官，所以能产生某种相同的东西，他才能理解。他也不能理解“钉子的头”，尽管他知道这是表示钉子的什么部位。

(2)把钢笔放在病人正好看不到笔扣的位置，让他说出自己的认知过程。他先说看到的颜色，是黑色的；然后说出形状，是棍子的形状；最后，认为这可能是某种工具——有光泽，可能是有色玻璃。这时，让他看到笔扣，他摸了一下上衣左上方的口袋说，这可能是一直钢笔，应该别在这，能用来写字。

(3)病人能对他面前的东西进行计算，却不能想象数字。他用手指表示需要计算的东西时，能记住一系列数字，并能背下来。在他看来，两个数字中，较大的数字是一系列数字中排在后的，就像1和0，1在0后边（这例子貌似太有内涵了）。让他计算5+4-4，他算了两次，没发现“特别之处”；向他说明后，他才知道，只“剩下”5。他也不能理解，一个数“一半的两倍”是这个数的本身。

(4)有些病人，不能把颜色和给出的样本进行颜色的比较和分类，但通过语言，能说出示范颜色的名称，而后不看示范颜色，就能把名称相同的样本放在一起。用名称表示颜色，病人可以分辨出各种颜色。

这些病人，能对符号（名称、数字）进行分辨、记忆，能发现某些规则，能分析、联想出符号可能的所指，甚至是正确的所指。他们依靠的正是语法。但他们为什么还是“不正常”的？问题也不是他们缺失了康德所谓的范畴和图式。

小结——

维特根斯坦也许会说，语法，包含了社会生活中变化的语境，语法像法律一样，也有位阶高低和范围大小。

我会说，他在哪有这些详细论述呢？虽然他承认，语言是社会生活产生的，但在其产生之前，人与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是什么？条件又是什么？

何况他和康德、胡塞尔一样，从未证明他人的实存(existence，一般简称为“实存”；为便于理解，本文暂且不用简称)，虽然他企图证明没有“私人语言”，即不存在只有说话者自己知道所说意义的语言。但这和拉康一样，只是承认了有他者存在，并没有证明他者，尤其他人实存——他和拉康都用过字典的比喻，意思是一个词不可能孤立存在，其意义由其他词作为解释来支撑。而这些词互相解释，联系，构造出一个开放的、无限的世界。

问题是：

（一）字典实际是封闭的、有限的物。

（二）词语互相指涉，悖论的问题如何解释？如一张卡，A面写着“B面写的话是真的”，B面写着“A面写的话是假的”。

（三）他和拉康一样，堕入了《黑客帝国》中那种象征性的罗网。象征性，如命题“方的圆”，虽无实际所指，但不能完全脱离实存——这命题如果没有承载物，如何存在？不论是纸上，屏幕上，还是我大脑中。连《黑客帝国》中庞杂的象征性罗网（电子程序），也需要实存的人，用实存的机器来操控，就像电影中的世界是象征性，但电影需要实存的屏幕才能显现。

（四）他没有证伪“私人语言”，《存在与虚无》第三卷、拉康的小他者理论，都有很好的反驳，连中国都有句老话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，西方也有“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我在《哲学本体论研究》中探讨身体的部分，也有详述。又比如消亡的文明留下的文字，即使量很多，而且连贯，能看出其中一些规则，但考古学家仍不能读懂。这不仅是经验的局限性，也是逻辑的局限性——当时的人可以把杯子称为A，说“杯子是A”，但反过来能说“A是杯子”吗？如今考古学家看那些文字，就像看A。A可以用来指各种东西，如何确定当时的人想用A来指什么？所以，拉康认为能指和所指不是对应的，后文将进一步探讨。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证明过，“红”是可能消失的：没有红色的物体，也没有了对红的感知，“红”的意义就消失了，“红”当然就不存在了。如果只留下“红”这个字和相应的语法，如今的人能理解“红”的本意吗？这个词已从公共语言，退变成私人语言。

诚然，拉康认为主体并非实存的，所以他将笛卡尔的名言“我思故我在”，变成了“我思故我不在”，但主体在拉康的想象界(the Imaginary)和象征界中仍然存在。尤其是他自相矛盾之处，他所谓的小他者——这其实肯定了主体性，主体有大他者(the Other)不可理解、不可交流、不可通达之处。然而，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中，主体消散在语言游戏中，荡然无存。

（五）语言，乃至一切规则，如何产生和改变？拉康认为，这是大他者的权力，个体从生到死，受其支配。这观点虽然揭露了统治者始终操控着个体，个体却浑然不知；却悲观地认为不可改变。这是统治者喜闻乐见的。而这是错误的：没有个体，如何组成一个包含个体的大他者？既然包含个体，个体必然对其有所影响，必然有可能改变整体——比如，一个癌细胞，可以扩散到全身。拉康和唯心主义、传统唯物主义一样，把先验的规定性，当成了绝对的优越性。

《存在与虚无》第三卷，虽然也认为，我最终不能给自在存在添加或减少什么，就像能量守恒定律，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人，消除我和自在存在、他人之间的矛盾，所谓“他人即是地狱”；但我只要行动，必然有所改变（其实，我死了，他人利用我的意义，仍可以继续改变），必然有意义。

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，规则在语言游戏中产生和改变。这意味着，个体间是平等的、自由的，所以像游戏——大家自愿参加或退出，共同制定和遵守规则，否则游戏无法玩下去。哈贝马斯受其影响，也是这种观点。这也是统治者喜闻乐见的。但是，社会生活是这样的游戏吗？他自己也承认，语言对个体而言，是先验的规则，要改变它，首先不得不遵守它。既然这样，个体间的平等和自由，能像玩游戏那样吗？

三

能指和所指，是索绪尔在语言学上提出的。他的观点和日常生活的观点一样，认为能指和所指是对应的：一个词，必然对应一个物。拉康则认为，不是对应的，能指总是大于所指，二者间有不可消除的隔阂。因此，必然有无法满足的欲望，产生不可消除的剩余——小他者。他把这种关系写作S/s，大写的S是能指，小写的s是所指。其实，如前所述命题“方的圆”，也已证明，能指和所指不是对应的。《存在与虚无》中，也早有类似拉康的观点，如前所述意识和对象间不可消除的距离。

问题是：能指可以完全脱离所指，脱离实存吗？若从语言根本上说，拉康的回答是肯定的，维特根斯坦则相反。但从具体的词看，他们似乎都认为是可以的——比如，我说“红”，不需要想到红色的东西，更不需要眼前出现红色的东西，就能理解“红”的意义。但《知觉现象学》中证明了，说这个词，身体上多少会有些相关的反应。如前所述，不是纯粹的意识在理解语言，而是身体在理解。纵使人人都有康德的知性范畴和想象力，盲人如何想象出“红”，没有痛觉的孩子如何理解“痛”？这就是为什么生动的文字，能让人身临其境，而晦涩、冗长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，甚至昏昏欲睡。

能指结束之处，就是意义实现之处，拉康称为“锚定”。他认为，能指受到大他者的阻却，才有了“锚定”。正如婴儿企图和母亲融为一体的欲望，被父亲的规则阻却，婴儿获得了意义。

《存在与虚无》中的意向性，也证明了意义是我的意识指向，不是我存在产生的结果——正如光线遇到了阻碍，反射回来，才能显出一个对象；同时，眼睛或镜面，本身也一种不透明性，才能成像，否则反射回来的光线就穿过了它们。若完全穿透，即完全的透明性，这意味着虚无，还可能有认识、感觉吗？虚无能被认识、感觉吗？这也证明，我和他人、实存之间，必然互相有所理解、交流和通达，而这恰恰因为它们之间有不透明性，所以必然互相有不可理解、不可交流、不可通达之处，我称之为“不可入性”。

从上一段分析中，可以看出，“锚定”的原因并不只是大他者的阻却，那只是其外在条件。内在条件，在其身体——中国古代的诗，为何从三言、四言、五言，最后发展到七言，之后却没有发展到十几言？这是大他者的规定吗？你用日常生活的音量和语速，一口气读一句话，就知道为何。日常生活状态下，一口气读超过七个字，身体就不舒服了。标点符号的产生，也和日常生活状态下，一口气能说的字数有关，而非大他者的规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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